欧阳文 ： 包容型社会制度是如何建立的？ ——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
诺奖得主论证了包容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在一个并不拥有包容型制度的国家如何建立包容型制度呢？通过对制度史的溯源，作者的回答是：今天仍然被攫取型制度统治的国家，要建立包容型社会制度，革命仍然难以避免。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获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 诺贝尔奖官网图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三位来自英美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和约翰逊。评奖委员会指出，三位学者研究制度是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曾于12年前出版一部专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此前已经广为人知。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此书的论述窥测此次诺奖的意义。
简言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提出的问题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是何因素决定国家的繁荣或者贫穷？是地理、气候、文化宗教或者官员的无能？该书作者通过大量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历史论据，雄辩地论证了社会制度（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国家强盛或衰败的决定因素。他们将政治和经济制度分成包容型和攫取型两种类型，而只有包容型的政治制度加包容型的经济制度才可能使得一个国家长久繁荣。按照作者的定义，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与繁荣富裕的关系是其理论的核心。包容型政治制度倾向于多元，并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包容型市场经济奠定基础。包容型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的游戏平台，鼓励新科技与新技术的投资，助长经济成长，不像攫取型经济制度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诱因。在权力分配上，攫取型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因此有动机为谋取私利维持和发展攫取型经济制度，并运用所得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作者是经济学家，其实将这里的经济学语言换成政治学语言，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更为简单明了的表述。包容型政治制度加包容型经济制度等于于民主加市场经济，这是经济繁荣的前提和保证；攫取型政治制度加攫取型经济制度即是极权主义制度，是既无自由有无繁荣的社会制度；而攫取型政治制度加上包容性经济制度相当于威权主义制度，政治上实行专制，经济上允许私有制。比较有意思的是，世界上不存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即民主建构于攫取型经济制度之上的组合，因为民主不可能建立于少数人榨取多数人的经济制度之上。如果有，那或者是顶着民主的名义，或者是一种过渡状态的社会存在。
12年后再读，此书仍然闪耀着睿智的光辉。本文简要提出此书两个令人深思的观点。
第一，关于中国。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亦即是此书付印之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势头已经受到抑制，但是国际社会却仍然沉迷于中国经济繁荣必将带来民主化的幻梦之中。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却力排众议，给出了明确否定的回答。作者指出：相较于三十年前，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纵使包容得多，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型的，因此经济增长仍是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的产品。在中国，共产党是全能的，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中国人民没有政治自由，也很难参与政治过程。而这样的经济成长是不可能为继的。今天看来，这一结论可谓掷地有声！
作者引用当时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话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所说正是本书作者所论证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的原因：没有包容型的政治制度，就不会有包容型的经济制度，即使短期出现了，也不会持续。但在本世纪前十年甚至直到新冠病毒肆虐之时，部分西方舆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增长三十年，那正是中国走出来一条同西方政治民主加市场经济不同的新路，是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当前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现实验证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作者的判断，没有开放的政治制度，开放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持续。中国经济增长源于改革开放引进的包容型经济制度，而非所谓“中国式威权主义”。习近平执政的短短二十年，中国对内迅速向极权主义顶峰的毛主义时代倒退，对外实行战狼外交，企图以“中国模式”与以西方民主为主体的国际秩序一较高下。中国目前的困境表明攫取型政治制度同包容型经济制度在一国之内是无法兼容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难以和平共存。
第二，关于革命。
此书充分阐明了包容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并不拥有包容型制度的国家如何建立包容型社会制度呢？换句话说，攫取型社会制度如何能够向包容型制度转轨呢？这一问题不是此书的重点，但是通过对制度史的溯源和梳理，此书作者实际上也给出了他们的回答。本书关于革命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证。
此书劈专章论述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分析和梳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如何摧毁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经济制度的。相对于政治学界关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争的讨论，这两位经济学者的论述尤为发人深思。在保守主义眼里，英国革命是保守型革命，这一革命通过温和手段，推动现代宪政建立，使社会平稳过渡至多元社会，最后成功酝酿了工业革命。为人类提供了渐进转型的典范。而法国革命则相反，法国革命不仅充满了暴力，而且出现了所谓国家“恐怖”，成为后来苏俄革命、中国革命的标杆，使得现代社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法国式自由主义当然不同意这一阐释，他们认为，在众多的国家，由于统治者的残酷，革命行动中出现暴力实乃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指出，英国革命如果从1215年大宪章签署算起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期间经过四个多世纪，经历过几次战争，也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而且围绕征税权、贸易控制权，资源独占权、土地财产权等制度问题的冲突长期持续。从这个角度观察，英国革命同样伴随着暴力，革命最终引入了包容型政治与经济制度，建立了一种基于宪政和政治多元化的新制度。英国革命的长期与艰难以及英国社会的一些独特因素，决定了英国革命成果向外传播的所谓“制度漂移”变得相当困难。
这种情况预示着法国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某种历史必然性。作者认为：“ 一如历史上多数的革命与巨大变革，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水到渠成，乃是多种因素汇集所致，而所有这些又与英国的快速工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革命的意义在此被充分肯定。他们认为，1789年的革命冲垮并终结了法国的专制统治，包容型制度应运而生。当年人权宣言发布，踏出划时代的一步。接下来虽然是数十年的动荡与战争，但现代化进程已不可逆转。法国大革命固然伴随着血腥、恐怖与战争，但不可否认法国也因此跳出了攫取型的制度陷阱。在关于法国革命一章中，作者写道：“1798 年至1801 年间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双方进一步折冲，到头来仍然是法国主控全局。法国革命军迅速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动手改革，扫除农奴制度的残余及封建的土地关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士的特殊地位与权势遭到拔除，城市地区的行会不是彻底湮灭就是苟延残喘。政治制度几乎和法国如出一辙。瑞士的情况也一样，行会、封建领主及教会一败涂地，封建特权取消，行会瓦解崩盘。” 作者也通过对拿破仑对外战争的历史的分析，肯定法国革命对外输出包容型制度的巨大历史意义。
现在重温此书作者对英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的褒扬，对于将革命视为洪水猛兽的保守主义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之举！但是，作者的论证却是无懈可击的：法国革命为包容型制度或曰民主打开了大门。不仅为法国工业化奠定了制度基础，甚至也为比利时、荷兰、瑞士，以及德意志部分地区及意大利工业化开辟了道路。相对于法国革命没有触及到的欧洲东部，封建制度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得到强化。作者告诉我们，内生的革命也许只是在英国偶然发生，其他国家则需要通过法国式革命才能建立包容型社会制度。从历史上看，没有进行法国式革命的地区，不仅专制制度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到如今也没有能够走上这条现代化之路。依此推论，今天仍然被攫取型制度统治的国家，要建立包容型社会制度，革命仍然难以避免。不过，正如东西冷战之后东欧制度转型进程所显示，后共产主义的革命可能是激进的，但却未必是血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