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习近平复辟的代价 ——从秦刚事件说起

习近平无法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正视中国当今的物质财富并非极权的成果，而恰恰相反是极权松动的结果；不是所谓“不忘初心”，闭关锁国的结果，而是国门开放，与世界接轨的结果。也就是说，习近平对改革开放的复辟，虽然建立于中共极权主义的强大镇压体制之上，但他复辟所要清除的目标，却是其复辟机器本身的物质基础，是中共极权体制赖以运转的供血系统。

中国前外长秦刚

戏剧性的秦刚事件持续一月之久，至今仍未结束。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神秘消失的中国外交部长，质疑的却是秦刚背后的中共制度的黑暗和习近平本人的统治能力。

从国际舆论的角度看待秦刚消失事件，人们难以想象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沦落如此快速。曾几何时，中国以世界第二强国自居，雄心勃勃宣称“中国模式”优胜于西方民主体制。大手笔设立国际组织，大撒币结全球之欢心：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一带一路、亚投行、孔子学院等等，企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全面与二战后按照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分庭抗礼。然而，短短十年，时势骤转，亚投行力有不逮，上合组织分崩离析，一带一路怨声四起，孔子学院备受指责，就是较为中性的金砖国家体系也难以为继。更令人惊愕的是欧美经济在受到新冠疫情重创但逐步恢复、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之际，习近平仍然能够做出“东升西降”的严重误判，其无知愚钝与狂妄野心形成难以置信的反差。

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视角出发，国际共识日趋一致：今日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已无本钱在世界舞台上颐指气使、咄咄逼人了。从世界近代史上看，新兴力量取代已有强权的例子屡见不鲜，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都可以看作是近代地缘政治演变的主流趋势。也有反面的例子，如希特勒的德国和二战前的日本。这两个法西斯政权企图建立国际霸权，不惜发动战争妄图取以美英为代表的民主政体而代之。结果是为世界带来惨绝人寰的灾难而自己也随之飞灰湮灭。德日法西斯政权的灭亡本应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但是，历史悲剧却总是一再重演。普京的俄罗斯正在重蹈覆辙，而习氏治下的中共政权也跃跃欲试。然而，从习氏政权由盛转衰的速度看来，习近平即使有心走德日法西斯的老路，但也恐怕只能止于“邯郸学步”的窘境。

德日法西斯政权的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其发动的对外战争，战争导致国力衰竭，致使国际围剿直至灭亡。而如今习近平虽有对台动武之心，但并无动武之力。习近平宣称百年之大变局，但变局还未启动，国际围堵业已成形。习近平最近发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国之音证明他并非完全没有察觉。至此，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习统治下的中共政权是如何如此快速的由盛转衰的？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因为这一过程确实比人们想象的要快，也是因为这一过程的大起大落。2022年十月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成功击败中共党内所有对手，打破党规再次连任，成功将中共党天下转变为习一人之天下。如果说中共二十大标志着习近平的政治地位达到巅峰，那么秦刚事件应该是从政权内部传来的习体制由盛而衰的第一声炸雷。前后不过半年，曾经踌躇满志的习近平就有了政权处于危急之中的预感，可见习近平已经真切地体会到“高处不胜寒”的恐惧。

习近平的恐惧不仅来源于外部的围堵。从中国共产极权的历史看，习近平的野心和恐惧均源于中共极权主义的特质。同苏联极权政体不同的是，中共极权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在世界共产极权史上绝无仅有。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既是为了挽救中共政权于文革灾难，也确实使中国社会重新驶入国际轨道；既加强了中共国力，也使中国经济有了所瞩目的发展。尽管这是在极权架构之内的有限改革，不可能自动将社会导入民主，但只要改革开放仍然持续，人民就并非没有机会相对和平地推翻专制建立民主。这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的历史逻辑。反之，如果改革中断，甚至倒退，这样的机缘就会减少，历史的突破很可能只剩下暴力革命一途。2012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有一段著名表述：“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此段论述之所以著名，是由于温家宝明白没有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改革是无法持续的。同时，作为中共高层决策人，温家宝知道改革随时可能被中断，倒退迟早会发生。

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对改革的全面倒退完全应验了温家宝的警告。极权体制之下的改革最多只能是极权的阶段性退却和让步，绝不可能终结极权。正是因此，习近平的才可以依靠极权机器扼杀改革，以专制下的国家暴力扑灭由改革催生的社会生机。这是为什么习近平能够上台尤其是能够几无障碍地打破党内规定长期连任的原因。不过，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也存在险恶的一面。习的上台是中共极权制度的持续，但同时习对改革开放的反动也是一种复辟。这一复辟并不是没有障碍的。复辟也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习近平上台之初很可能低估了这一代价。文革之后的中共为何要反动改革开放？按照中共自己的结论，文化革命使得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不仅是中共政权生存之需要，也是重建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必要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也并非可有可无。仅仅从国力提升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摆脱了文革的贫穷和愚昧，打破了共产党原教旨主义对国门的封闭，实现了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跃升。

毫无疑义，中共自身是改革开放的首当其冲的受益者。国力的提升加强了中共的合法性，扩展了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为其在国内扼制不同声音和镇压反对力量提供了物质手段。这大概是习近平“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论断的根据，也是他臆想在全世界发起“百年变局”的底气。然而，习近平高估了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效，或者说他将当代中国经济相对繁荣，国力相对强大错看成是中共极权的成果。他无法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正视中国当今的物质财富并非极权的成果，而恰恰相反是极权松动的结果；不是所谓“不忘初心”，闭关锁国的结果，而是国门开放，与世界接轨的结果。也就是说，习近平对改革开放的复辟，虽然建立于中共极权主义的强大镇压体制之上，但他复辟所要清除的目标，却是其复辟机器本身的物质基础，是中共极权体制赖以运转的供血系统。目前，习近平的复辟后果已经清楚显现，经济衰退，外资撤离，出口受阻，失业高企，地方债台高筑，民众怨声四起。更为严重的是，极权后期的中国不仅公权力毫无公信力可言，贪腐越演越烈，社会积怨空前加深。习近平弄权有余，治国无方，对外进退失据，对内任人唯亲，这使得中共的官僚体系和统治机制本身也面临巨大危机，秦刚事件显示了冰山之一角。习近平正在为其复辟付出沉重代价。

这一局面，可能是习近平所始料不及的。2013年，习近平上台不久就提出所谓两个时期互不否定的说法：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此时权力还未稳固，党内还有诸多掣肘，他当时的两个不否定实质上是要强调不能否定改革前的三十年。随着习近平羽翼逐渐丰满，他明确走上了否定改革后三十年的复辟之路。吊诡的是，在这条道路上等着他的不仅是荆棘丛生，也是绝路一条。